从国内和国外养殖业政策对比来看，我国各级政府日益重视生猪养殖粪便污染处理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有关生猪养殖粪便处理的政策。首先，中央层面主要通过控制型和激励性政策 相结合的方式解决粪便处理。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提高粪便排放标准，禁止乱排和随意堆放，另一方面，通过对沼气、有机肥等粪污处理相关技术措施提供补贴， 配套专项资金鼓励建立专业养殖小区，集中处理养殖粪便。其次，政府政策引导生态养殖。各级政府聚焦生态养猪，鼓励建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做好科学规划布局、加强环 保设施，从源头上减少粪便排放。其中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成为生猪环保重要改造省份。新政策的相继实施增大生猪养殖场成本，猪场建设环保投入占总投入比重由20% 增加至40%?50%，每头出栏生猪均摊成本将增加至30～50元。 最后，鼓励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实现粪污的综合利用和达标排放。重点对沼气综合利用工 程和有机肥项目进行补贴，在对粪污厌氧发酵处理的同时进行有效利用，既能实现经济 效益，也能实现生态效益。
发达国家的养殖业污染治理政策同样采取了控制型政策与激励型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效果明显。但是我国的畜牧业污染治理工作刚刚起步，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需要 进一步完善。在具体补贴环节、补贴方式和补贴力度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此外， 养殖业污染治理政策要政府统一规划，以中央政府为主体，各级地方政府为辅。当前我 国政策中央层面仍然以法律法规建设为主，缺乏补贴政策的顶层设计。限于财政力量， 各地政策制度和执行力度不一，养殖业污染治理总体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政策效果来看，当前各级政府的畜禽污染政策推动了生态养殖的发展和生猪粪便的处理，但也对生猪养殖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环保法规推动生猪产业转移，形 成生猪养殖调整区。在新形势下，2015年生猪存栏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缓解规模快速扩张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压力，但也导致了猪肉价格的上升。其次，《畜禽规模养殖污 染防治条例》、《新环保法》等的出台，要求生猪养殖减量提质，明确生态环保目标， 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增加及市场风险增大，使养殖的门槛不断提升，生猪行业整合速度加 快，落后产能逐渐被淘汰，规模化和标准化进程加快。例如，2014年正大集团、雏鹰农牧、温氏集团、牧原股份等规模企业凭借资金、技术实力及规模化等优势迅速发展，规模化产业布局将加快生态环保养殖的转型。最后，现有关于生猪养殖粪便资源化利用补贴政策，大部分针对规模化养殖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养殖的规模化发展趋 势，但是广大小规模和散养户的粪污处理仍然未能得到较好解决。尽管从长期看，小规模养殖户在环境标准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但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何鼓励小规模养殖户粪污处理仍然是当前政策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